[導讀]戶籍制度在設立之初的目標是盡快發(fā)展工業(yè)，建設城市，所以犧牲農業(yè)的利益，進行最基礎的資本積累，后果很嚴重，完全把中國二元化了，城市和農村分裂，無法溝通。
圖片源自于網(wǎng)絡。
潘鳴嘯--法國漢學家，先后在巴黎獲哲學學士學位、中國語言與文化碩士學位及歷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范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90 年代初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國政府資助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創(chuàng)辦雜志《神州展望》法語版及英語版。早在 70 年代，他就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研究，是第一位深入到知青中從事知青研究的西方學者，也是第一位用中文在中國發(fā)表知青問題論文的西方學者。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教授說，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一代人對鄉(xiāng)村的情況有所了解，就是在“上山下鄉(xiāng)”期間。他是這一運動的研究者，著有代表作《失落的一代》，研究機緣則來自 70 年代，潘鳴嘯在香港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的老知青，而更大的心理背景，則是他剛剛走出 1968 年歐美左派革命失敗的陰影，萌發(fā)了到中國 “求道”的渴望。在 “五月風暴”后的法國，批判性政治重歸沉寂，讓潘鳴嘯和一批同仁對號稱“摧毀官僚主義”的“文革”心折不已，由于無法在國內學到正宗的中文，他就利用打工所掙的錢飛到香港，打算先學起來，找機會再進入當時還無法前往的紅色圣地——北京。
潘鳴嘯本有一個研究儒教的計劃，但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林彪出逃并墜機的消息傳到了香港，這個震動不遜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全球擁蘇派的打擊。潘鳴嘯無法不感到失望。當然，身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局外人，他不會像紅衛(wèi)兵們那樣，迅速接受一套更新過的、剔除掉“親密戰(zhàn)友”的領袖話語，而是關心起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當“批林批孔”運動旋即展開，他看到的也不只是如夢初醒的中國青年對“林彪集團”的清算，而是越發(fā)產生了好奇：批判林彪尚可理解，為何還要扯上孔夫子？
各種疑竇集中到一起，促使他放棄了原先的打算，轉而關注當下發(fā)生的事。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就是他在設法理解“文革”的過程中找到的一個入口，一個機會。知青一代的情感表達，常讓他感到心有戚戚，他太理解那些人，他們投身一個有著美好目標的集體事件，率真的熱忱同巴黎那些占領大學、包圍國會的學生如出一轍；“68 一代”一直是一個偏褒義的概念，那代人心里的“無愧青春”之感，比起中國知青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潘鳴嘯從未削弱過對知青心理之畸態(tài)的、鄉(xiāng)愿的一面的觀察。后來在《失落的一代》的題記中，他引錄了舒婷作于 1980 年的詩《一代人的呼聲》：“我絕不申訴/我個人的遭遇/錯過的青春/變形的靈魂……但是，我站起來了/站在廣闊的地平線上/再沒有人，沒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這些句子，在他看來是對知青一代內心矛盾的最佳揭示：舒婷本人是由衷說出這些話的，談不上質疑和反思，正因如此，它才成為“一個經典病例的經典表達”。
現(xiàn)任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的潘鳴嘯，并不算一位活躍度很高的漢學家，不過，他的代表作《失落的一代》靜悄悄地出版，三年來不聲不響地賣了十萬多冊（不包括早兩年在香港出的繁體字版），證明中國人對“上山下鄉(xiāng)”的歷史依然不乏熱情。與人們最熟知的“文革”景觀相比，“上山下鄉(xiāng)”這一插曲不太殘酷，不太悲慘，但足夠瘋狂；它本來就有一種狂歡的屬性，又因為狂歡的人群迅速瓦解而增加了喜劇性，然后，如潘鳴嘯所觀察到的，大量的知青不肯承認自己荒廢了光陰，反而引以為豪，而他們的兒女往往渾然不知，無法接觸到真實的體驗和記憶，這些后續(xù)現(xiàn)象讓“上山下鄉(xiāng)”變成一面巨大的鏡子，映照出中國人，至少是那一代中國人，其政治思維和心智里的某些缺漏，某些沉疴痼疾。在談到中國人對歷史與政治的評論，以及對個人經歷的檢討時，潘鳴嘯經常以“思維混亂”作評，他們出于各種原因——例如派性、利益或者面子——拒絕使用理性與常識的標準：他們不真誠，浮躁，選擇性失明或失憶。
這次專訪，原欲以鄉(xiāng)村建設為主題，但一上來就進入到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中。我多次問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病”，為人平和的潘教授答說，這與他們所處的特殊環(huán)境有關；他也說，這場運動帶來了一些正面的遺產。在那些他最早接觸到的知青身上，他也看到了一些積極的東西，研究這代人的價值，并不是為了否定他們。
知青中有不少在執(zhí)行任務時犧牲了生命，成為“烈士”。這是一個出殯的場面。
B=《外灘畫報》P=潘鳴嘯（Michel Bonnin）
B：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歷史，是不是可以和中國文人的一些特性聯(lián)系起來研究？我們經常埋怨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缺陷，比如容易屈從于權力，彼此不團結，似乎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
P：批判知識分子在中國是有的，屈原就是最早的代表。問題是，做批判者的代價比較大。有時兩邊差別不大，有共識，卻無法溝通：一方說另一方是想得到什么好處，另一方又反指這一方是“為批評而批評”。有些人想打破這個僵局，但他們遭到兩邊同時的不信任。
跟80 年代有些不同的是，現(xiàn)在的主流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研究員，他們的待遇很不錯，不像那時的知識分子，威望很高，工資卻跟普通工人差不多。我的一些認識 30 年的老友，他們比我富裕得多，他們已不是無產階級了，對自己說的話會權衡再三。
B：法國知識分子似乎也有類似的毛??？
P：法國文人雖然愛爭論，但好在他們對制度的爭議不大。他們會針對具體的政策、做法來討論，你說一句話，另一個人完全反駁你的看法，都沒有什么問題，這就叫自由的言說，空間自由了，就不會產生太激烈的矛盾。比如阿隆和加繆，兩人的態(tài)度和想法不同，但兩人都有價值，沒有一人擁有絕對正確的真理。你看加繆的言論，他從沒說過自己說的是真理，他也會專心地聽別人講話。
B：我與歐美“68 一代”有過交流，他們說，1968 年的正面遺產是：左派對權力持久的批判，實行直接民主。
P：“上山下鄉(xiāng)”一代與我們“68 一代”很不一樣，我們是自發(fā)地參加運動。雖然我們后來覺得自己當年很幼稚，革命沒有成功，但我們知道這個運動對社會有貢獻。當時我們的模式就是巴黎公社的，推舉直接民主，這在現(xiàn)代國家中的確很難實現(xiàn)。但現(xiàn)在還是有人在做這類實驗，這很好，一個社會不能沒有烏托邦理想，不能沒有對現(xiàn)狀的批判和實踐，非暴力的，非強制的，就可以。
中國那一代就不同了，雖然紅衛(wèi)兵有純真的熱情，但他們的使命不是自己給的。那些留戀農村時代的人，我都覺得他們太片面，他們很容易失去記憶：當時沒有多少人不想方設法回城，如果你覺得那個好，為啥不留在農村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不是有點自欺欺人嗎？
那代人有兩種懷舊，一種是回城而沒有成功的人，找不到好工作，當了個國營單位的工人后來又下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便會留戀年輕時，說自己曾經有過價值；另一種就是成功者，他們提及當初的知青生涯，是給自己增加資本：他們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是自己現(xiàn)在的成因和鋪墊，說“我成功是因為當初的苦難”，等等。其實這兩者沒有什么聯(lián)系。
恢復高考那時，那批上了大學的知青后來成了比較優(yōu)秀的人，他們的確因為知青經歷而變得真誠，而且他們本來已經不相信自己還有深造的機會，一有機會就十分刻苦，只有這個還能算是知青運動的積極成果，而大多數(shù)人都是受損失的，失去了念書的機會。
模范知青柴春澤帶著同伴在東北的冰天雪地出工。
B：你說到，知青們自己最清楚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折磨。到 1968 年底，知青就不怎么狂熱了，每個人都要生活，都在考慮個人前途。大眾都“明白”之后，還能做什么？
P：大部分知青，一到“流放地”就明白了，馬上就在琢磨回城，因為受不了嘛。他們根本沒想到農村這么落后，跟學校教育里描述的東西完全不相干，而且真正的農民也不像宣傳中所說的貧下中農那樣。有一些人到了林彪墜機事件時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被騙了。這是他們心理發(fā)展的一個過程。
在農村，物質條件差，精神生活更加單調，人無法發(fā)展自己的才能，怎么受得了呢？農村和城市的差別太大了，所以人們也就不擇手段地想要回來。為了回城，他們會說些假話，說自己多想“一輩子扎根”之類，就為了表現(xiàn)好些被推薦回城，還有人弄虛作假，賄賂醫(yī)生等等。人們一“明白”，立刻作鳥獸散。那時很多干部、醫(yī)生，利用這種集體性的愿望攫取利益。
B：你說到知青運動讓“代際關系”這個問題開始得到重視。
P：在中國的代際關系問題為何比別處突出呢？我想這是因為現(xiàn)當代的歷史中，驟變、急轉太多，有兩場大革命，有無數(shù)的戰(zhàn)爭和運動，大變動太多，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發(fā)展過程不太平穩(wěn)，使得每一代人，歲數(shù)相差幾年經歷就完全不同。青年經歷塑造每個人的世界觀，人們很難超越年輕時培養(yǎng)成的想法、了解世界的框框，彼此的經歷、接受的思想灌輸完全不同，自然就無法互相理解。
B：知青運動荒廢了青年的光陰，也摧毀了他們對權威的信任，下一代人則對公共利益失去了熱情……
P：“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是造成了這樣的一些道德后果。因為他們面對的困難太多。這是很正常的，沒法責怪他們。
不過我覺得，這個運動還是培養(yǎng)了一批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和普通人，他們能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謴透呖己螅桥R分子既有批判眼光，也了解中國現(xiàn)實，希望能改變這一局面，找到一條新路。當年的理想主義，有一些人還保持著，如同我們“68 年一代”一樣，既承認自己的錯誤，又保留改善社會的理想。普通人的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種現(xiàn)象是，當過知青的人之間有難友一般的感情，有些人保持聯(lián)系，成立了小的協(xié)會、聯(lián)合會，開設網(wǎng)站，這些互助者我接觸過很多，我覺得是個好現(xiàn)象，他們沒有變成完全絕對的自私自利者。
B：今天有人要重建鄉(xiāng)村，也希望知識分子能夠在這個領域做些什么，但目前的城鄉(xiāng)差距之大似乎無法讓更多的人對農村再產生興趣，你對此怎么看？
P：戶籍制度是個問題，當時的目標是盡快發(fā)展工業(yè)，建設城市，所以犧牲農業(yè)的利益，進行最基礎的資本積累，后果很嚴重，完全把中國二元化了，城市和農村分裂，無法溝通。后來的知青運動，初衷是消滅“三大差別”，包括城鄉(xiāng)差別，而實際上完全落空，它簡單粗暴地把城市里比較好的一批人扔到了最落后的地方。
允許農民工進城是一個好現(xiàn)象，符合歷史潮流，但戶籍制度仍然存在，它不相信社會會自然慢慢平衡，它總想干涉，總想計劃。城市人不愿同農民工分享資源，后者的孩子上學很困難，這也是很奇怪的現(xiàn)象。在一般的國家，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孩子就近入學，這簡直太基本、太正常了，而在這里，這種社會分等級的做法讓人彼此分裂，這已經成了現(xiàn)代化的障礙。
我是法國人，我們法國為了讓國民融合、團結，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教育，通過小學教育，通過免費的義務制教育，把法國變成法國。我父親是小學老師，所以我特別有體會。從第三共和國到現(xiàn)在，公立學校在保持社會凝聚力中的作用十分重大。應該平等地培養(yǎng)孩子，要給農村孩子以機會，也要給農民的孩子以多重選擇。城市和農村的交流必須更加豐富。在法國經常有些小農村，因為某些人經常去，就在那里搞音樂、戲劇的文化活動，這些交流也帶動了當?shù)厝说奈幕仞B(yǎng)。
提交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