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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爾:金融危機是推進氣候變化控制的良機

2009-07-31 01:49:41  
  對于年底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變化大會,圍繞減排責任及量化目標的種種爭論,來華訪問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認為,各國不如轉向更為現實的目標來打破氣候談判的僵局。

  “我認為各國應該盡全力達成共識,這項共識也必須是可行的。”布萊爾昨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并不是僅僅將談判局限于責任和目標上”。

  雖然目前全球遭遇金融危機,但布萊爾還是樂觀地認為:“金融危機其實是進一步推進氣候變化控制的另一次機會。”

  目標應切實可行

  記者:按照預先的計劃,各國今年年底將需在丹麥哥本哈根就2012年后應對氣候變化達成新協(xié)議,你對哥本哈根談判的前景有何判斷?

  布萊爾:我認為,我們應該盡全力達成共識,這項共識也必須是可行的。這項共識還需囊括轉向低碳經濟目標,目標也必須是可實現的、現實的。

  我認為,會談應該涉及到各國采取更為現實的措施,比如碳收集封存、太陽能等。其實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并不是將談判僅僅局限于責任和目標上

  記者:哥本哈根談判中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布萊爾:我認為,最大的挑戰(zhàn)在怎樣使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合力。

  聯(lián)合國在談判中使用“共同但又區(qū)別的責任”一詞,這是很好的表示,但是翻譯到實際談判中就表明仍有挑戰(zhàn)。這同我現在倡導的也是相似的,即不要迫使他們做不可能做的事,而是在最大程度上以現實的方式做最可能的事。包括技術交換、合作以及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支持,所有這些現實的問題我認為都是達成一致的關鍵。

  有些人說,美國2020年的排放量應該在1990年基礎上,再削減25%~40%,那可能不會發(fā)生;有人說,中國應該進入強制減排的行列,這可能也不會發(fā)生。國家之間應該在最大限度上盡他們最大的努力,然后合力在最為現實的方面做出改善。

  記者:那么在新一輪的減排中,如何使現有的區(qū)域性減排市場走向統(tǒng)一?

  布萊爾:我認為這會在遠期實現,技術方面銜接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歐洲、美國、日本都有自己的減排技術標準,但我認為在遠期,統(tǒng)一市場的目標會實現,基礎在于各國在減排過程中不斷互相學習。

  就我所知,歐盟在第一輪減排工作中所積累的市場整合經驗正在為實施第二輪減排奠定基礎。

  警惕保護主義

  記者:金融危機的出現使得各國將主要注意力轉向應對危機,你是否認為這會延緩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議程?

  布萊爾:我認為,金融危機其實是進一步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次機會。

  首先,由于各國都有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很多都會像中國一樣將大量資金投入可再生能源領域。其二是,企業(yè)一旦引入節(jié)能技術就能為企業(yè)在危機中節(jié)省成本,這就是我認為金融危機也是一項機會的原因。中國話叫“危機”,可能就是危中有機。

  如果說有最壞的情況,我認為就是保護主義,從“前門”和“后門”都可能出現。保護主義不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出路。

  當然,談到保護主義,每個人都會說要反對。所以“前門”的保護主義不可能出現,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后門”的保護主義。比如,通過環(huán)境標準對相關國際貿易采取限制等,我認為這都是錯誤的。
  
  美國應充分了解中國的節(jié)能進程

  記者:盡管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承諾推進減排工作,但在經濟下行時,美政府在勸說民眾、國會和少數工業(yè)州時尚存較大困難,你認為應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布萊爾:我認為你說的也是對的。幾周前,我在華盛頓會見了一些參議員,他們確實對減排有些懷疑,甚至難以勸說??傮w來說,奧巴馬總統(tǒng)正盡力來保證美國就該問題達成一致。

  有人可能會認為,美國在2020年時回到1990年的水平并不是太大的目標。但考慮到美國在1990年以來實際排放量不是下降而是增長了16%,指望美國在未來10年回到1990年的水平確實有難度,我們需要找到他們能做的現實任務。

  我認為,另一件事在于美國對中國到底在做什么缺乏足夠的了解。事實上,中國設定的減排目標是徹底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全球減排的前列。我向很多人解釋可再生能源時,就談到了中國計劃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占到能源消費總量的15%,這是一項大承諾。

  有些美國人會說,我們美國做了這么多,中國人只會“搭便車”。實際上,如果人們知道中國目標有多么徹底,我覺得情況就會有些不同。

  政府企業(yè)需合力

  記者:你已經就氣候變化問題會見了一些中國商業(yè)領袖,你認為如何在應對氣候變化時發(fā)揮私人部門的作用?

  布萊爾:我認為,中國的企業(yè)希望在氣候變化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但企業(yè)的行動需要政府構筑政策框架,即需要政府提供發(fā)展方向以及政策支持,所以全球政府形成統(tǒng)一共識相當重要。

  企業(yè)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項目上的確有許多機會,但很多企業(yè)在實際采取節(jié)能措施時發(fā)現耗費巨大。因此,政府激勵企業(yè)來推進氣候變化領域的科學、技術和設備很重要,對于中國企業(yè)更是如此。

  記者:除了本國予以激勵政策外,私人部門在跨區(qū)域的氣候變化合作中的難點在什么地方?

  布萊爾:我認為,最大的一項挑戰(zhàn)就是,如何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合為一體。現實中,大家都來自于不同的地區(qū)和國家,都不知道對方到底在從事什么,各國企業(yè)可能分別在從事同一項工作,但合作將能起到更好效果。

  我剛從中東回來,當地所有的伊斯蘭國家都打算發(fā)展可再生能源,美國、歐盟、英國的企業(yè)也同樣在進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企業(yè)需要了解合作所能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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